好的，咱們書接上回！劉娥的珠簾落下，仁宗趙禎擦干知曉身世之謎的淚水，真正執(zhí)掌了帝國權(quán)柄。這是一個以“仁”為號的皇帝，一個被后世譽為“百事不會，只會做官家”的君主。然而，他親政之初的朝堂，卻遠非太平盛世……
明道二年（1033年），二十四歲的宋仁宗趙禎正式親政。他繼承了劉娥留下的一個相對穩(wěn)定但隱患重重的帝國：
真宗朝“天書封禪”、修建宮觀耗費巨大，雖經(jīng)劉娥整頓有所緩解，但冗兵、冗官、冗費（“三冗”）問題日益突出。澶淵歲幣（銀絹三十萬）雖是定例，但也是長期負擔。
西北黨項首領(lǐng)李元昊（趙德明之子）野心勃勃，不斷擴張勢力，侵擾宋境，稱帝建國之勢已顯。宋軍承平日久，武備松弛，將不知兵，兵不習戰(zhàn)。
官場因循守舊，貪墨之風漸起，行政效率低下。
土地兼并嚴重，賦役不均，小民破產(chǎn)流亡者增多，社會矛盾暗流涌動。
仁宗天性仁厚、寬和、納諫。他勤于政事，生活節(jié)儉（相對前代），一心想做個好皇帝。他親政后，立刻展現(xiàn)出與劉娥不同的風格：
他廣開言路。下詔求直言，鼓勵大臣批評朝政，指陳得失。一時間，言路大開。
他驅(qū)逐佞幸。將劉娥晚年寵信的宦官羅崇勛、江德明等貶黜出京，肅清宮廷。
他重用賢良。召回并重用一些被劉娥貶謫或邊緣化的正直大臣，如范仲淹、歐陽修、余靖、蔡襄等（即后來“四賢”）。
他調(diào)整中樞。任命相對持重的呂夷簡（劉娥舊臣，但有能力）為宰相，平衡朝局。
然而，仁宗的“仁厚”在復(fù)雜的政治現(xiàn)實面前，也顯露出優(yōu)柔寡斷、容易搖擺的弱點。他渴望變革，卻又害怕激烈的動蕩；他信任賢臣，卻又難以抵擋舊勢力的讒言和壓力。這種矛盾的性格，為即將到來的改革風暴埋下了伏筆。
仁宗親政僅一年多，最大的外部挑戰(zhàn)便轟然降臨！
寶元元年（1038年）十月，黨項首領(lǐng)李元昊在興慶府（今寧夏銀川）正式稱帝，建國號“大夏”（史稱西夏），改元“天授禮法延祚”，并上表要求宋朝承認其帝位！
這對宋朝而言，是赤裸裸的挑釁和分裂！自太宗以來，黨項李氏雖割據(jù)一方，但名義上仍向宋稱臣（節(jié)度使）。元昊稱帝，徹底打破了這種名義上的藩屬關(guān)系。仁宗朝廷震怒，立刻下詔：
第一，削奪元昊官爵（西平王、定難軍節(jié)度使）。
第二，關(guān)閉邊境榷場，斷絕貿(mào)易。
第三，懸賞擒殺元昊。
第四，任命夏竦為陜西經(jīng)略安撫使，范雍知延州（今陜西延安），負責西北防務(wù)。
然而，宋朝君臣嚴重低估了元昊的軍事實力和戰(zhàn)爭決心！元昊早已厲兵秣馬，準備充分。
康定元年（1040年）正月，元昊親率十萬西夏大軍，突襲宋朝西北重鎮(zhèn)——延州！主將范雍庸懦無能，部署失誤。西夏軍采取圍城打援策略：
佯攻延州以北的保安軍（今陜西志丹）。
誘使駐守金明寨（延州北部重要屏障）的宋將李士彬（號稱“鐵壁相公”）輕敵出戰(zhàn)，設(shè)伏將其擒殺，金明寨失守。
延州外圍據(jù)點盡失，成為孤城。
范雍驚慌失措，急令駐守慶州（今甘肅慶陽）的鄜延、環(huán)慶副都部署劉平和駐守保安軍的石元孫率軍火速馳援延州。
劉平、石元孫率萬余步騎（多為未經(jīng)戰(zhàn)陣的廂軍、鄉(xiāng)兵）晝夜兼程，行至延州西北的三川口（今陜西延安西北）時，陷入元昊精心布置的伏擊圈！
西夏軍占據(jù)有利地形，以逸待勞。
宋軍長途跋涉，疲憊不堪，且多為步兵。
元昊采用“鐵鷂子”（重甲騎兵）正面沖擊與輕騎兵兩翼包抄、山地步兵居高臨下攻擊相結(jié)合的戰(zhàn)術(shù)。
戰(zhàn)斗異常慘烈。劉平身先士卒，身被十余創(chuàng)，仍力戰(zhàn)不退。其子劉宜孫戰(zhàn)死。
最終，宋軍援軍全軍覆沒！劉平、石元孫力竭被俘（后不屈而死）。延州雖因大雪和另一路宋軍（許懷德部）的牽制僥幸未破，但西北門戶洞開，舉國震驚！
三川口慘敗，像一記響亮的耳光，狠狠抽在仁宗和整個大宋朝廷的臉上！ 它徹底暴露了宋朝軍事制度的腐朽和邊防的空虛，也宣告了仁宗親政初期試圖以溫和手段解決西北問題的失敗。巨大的危機感，籠罩了開封城。
三川口的慘敗，像一劑猛藥，驚醒了沉醉于“太平盛世”幻夢中的宋朝君臣。巨大的屈辱感和危機感，催生了強烈的改革呼聲。而引領(lǐng)這股潮流的，正是被仁宗召回京師、臨危受命的范仲淹！
范仲淹，字希文。他的一生，就是“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后天下之樂而樂”的最好詮釋：
他幼年喪父，隨母改嫁，生活貧苦（“劃粥斷齏”苦讀）。
天圣年間任秘閣校理時，他就因反對劉娥率百官為真宗祝壽、后又諫阻劉娥穿袞冕祭廟而兩度被貶，贏得“光耀在朝廷”的直臣之名。
三川口敗后，仁宗任命范仲淹與韓琦（另一位少壯派能臣）同為陜西經(jīng)略安撫副使，協(xié)助夏竦。范仲淹到任后，整頓軍備，修筑城寨（如大順城），提拔將領(lǐng)（如種世衡、狄青），推行“營田”解決軍糧，采取積極防御戰(zhàn)略，穩(wěn)住了鄜延路防線。
慶歷三年（1043年），鑒于西北局勢稍穩(wěn)而國內(nèi)積弊深重，仁宗將范仲淹、韓琦從西北前線召回京城，任命范仲淹為參知政事（副宰相），富弼、韓琦為樞密副使，歐陽修、余靖、王素、蔡襄等銳意改革之士擔任諫官、知制誥等要職。一時之間，朝堂氣象一新，改革派占據(jù)了關(guān)鍵位置。歐陽修、余靖、王素、蔡襄四人被譽稱為“四賢”。
與此同時，保守派領(lǐng)袖、長期擔任宰相的呂夷簡因年老多病（不久后去世）和應(yīng)對西夏不力，影響力減弱。而依附呂夷簡、反對改革的御史王拱辰等人，則被視為“一不肖”（與四賢相對）。新舊勢力的較量，一觸即發(fā)。
仁宗對范仲淹寄予厚望，多次召見，賜坐，給筆札，讓他條陳當世急務(wù)。面對皇帝的信任和國家的危局，范仲淹慨然領(lǐng)命，于慶歷三年（1043年）九月，呈上了著名的改革綱領(lǐng)——《答手詔條陳十事》！
這份奏疏，針砭時弊，提出了系統(tǒng)性的改革方案，核心十條：
第一，改革磨勘制度（憑資歷升遷），注重政績實效，淘汰老朽無能、貪贓枉法的官員。
第二，削減貴族、高官子弟憑借“恩蔭”直接做官的特權(quán)和人數(shù)，堵塞冗官來源。
第三，改變科舉只重詩賦、不重實際能力的弊端，增加策論比重，選拔通曉經(jīng)世致用的人才。
第四，嚴格選拔和考核地方親民官（知州、知縣），由中書省、樞密院慎重選派，不稱職者及時撤換。
第五，重新分配“職田”（官員俸祿的一部分），保障中下級官員（尤其是地方官）的基本收入，使其“衣食足而知榮辱”，減少貪腐。
第六，興修水利，減輕農(nóng)民負擔，鼓勵墾荒，發(fā)展農(nóng)業(yè)經(jīng)濟，固本培元。
第七，在京師地區(qū)試點恢復(fù)“府兵制”（兵農(nóng)合一），減少養(yǎng)兵費用，增強戰(zhàn)斗力（此條爭議最大，后基本未實行）。
第八，確保朝廷的赦免、恩澤等政策能真正落實到地方和百姓，取信于民。
第九，政令出臺要慎重，一旦頒布，必須嚴格執(zhí)行，防止朝令夕改，提高政府威信。
第十，合并州縣，精簡機構(gòu)，減少不必要的徭役征發(fā)，讓百姓休養(yǎng)生息。
這十條綱領(lǐng)，直指“三冗”（冗官、冗兵、冗費）積弊，核心在于整頓吏治、選拔人才、發(fā)展經(jīng)濟、鞏固國防。仁宗閱后，大為贊賞，“悉采用之，宜著令者，皆以詔書畫一頒下”，轟轟烈烈的“慶歷新政”就此拉開序幕！
新政的推行，猶如巨石投入平靜（實則腐臭）的池塘，立刻激起軒然大波，遭到了既得利益集團——尤其是那些靠恩蔭得官、靠資歷混日子、靠貪墨發(fā)財?shù)墓倭刨F族的強烈反撲！
保守派的反擊手段極其陰險：
他們抓住仁宗最忌諱的“朋黨”問題大做文章！以御史王拱辰、錢明逸等為代表，不斷上書彈劾范仲淹、歐陽修、富弼等人“結(jié)黨營私”、“薦引朋黨”、“把持朝政”、“離間君臣”。他們故意將正常的志同道合、為國舉賢，歪曲為危害皇權(quán)的政治小集團。
指責“明黜陟”（第一條）是刻薄寡恩，“抑僥幸”（第二條）是斷絕功臣后路，“擇長官”（第四條）是專權(quán)，“精貢舉”（第三條）是敗壞祖宗法度。
他們深知仁宗性格寬厚但優(yōu)柔、重情但多疑。不斷在仁宗耳邊吹風，暗示范仲淹等人聲望過高，門生故吏遍天下，恐有“震主之威”。甚至制造流言，說富弼指使刺客行刺大臣（石介案）。
面對洶洶攻訐，改革派也進行了反擊：
歐陽修寫下著名的《朋黨論》，雄辯地指出“君子以同道為朋，小人以同利為朋”，君子之朋是“真朋”，對國家有益；小人之朋是“偽朋”，禍國殃民。人君應(yīng)“退小人之偽朋，用君子之真朋”。這篇文章雖邏輯嚴密，文采斐然，但在政治斗爭中，反而坐實了改革派有“朋黨”之名，授人以柄。
范仲淹在仁宗詢問“朋黨”時，坦誠回應(yīng)：“方以類聚，物以群分。自古以來，邪正在朝，未嘗不各為一黨，不可禁也，在圣鑒辨之耳。茍朋而為善，于國家何害？”（人以類聚，物以群分。自古以來，朝中正邪雙方，未嘗不各自結(jié)為一黨，這是禁不了的，關(guān)鍵在于陛下您明辨是非。如果結(jié)黨是為了行善，對國家有什么害處呢？）這種坦蕩，在仁宗看來卻成了“承認”。
保守派持續(xù)不斷的“朋黨”攻勢，精準地擊中了仁宗最敏感的神經(jīng)。他登基以來，最忌諱大臣結(jié)黨威脅皇權(quán)。范仲淹等人的坦蕩和歐陽修的雄辯，反而加深了他的疑慮。加之新政推行過程中，確實觸動利益太廣，遇到巨大阻力，短期內(nèi)難以見效（甚至出現(xiàn)一些執(zhí)行偏差），仁宗對改革的信心開始動搖。
慶歷四年（1044年）六月，形勢急轉(zhuǎn)直下：
面對日益激烈的攻擊和仁宗的猜疑，心灰意冷的范仲淹以“邊事未寧”為由，自請出為陜西、河?xùn)|宣撫使，離開權(quán)力中心。這實際上是一種無奈的退卻。
同年，富弼也被任命為河北宣撫使，離開京城。
保守派趁機發(fā)動總攻。慶歷五年（1045年）正月，歐陽修被誣告與甥女張氏有染（“盜甥案”，后查無實據(jù)，但影響惡劣），被貶為滁州知州。余靖、蔡襄、尹洙等支持新政的官員也相繼被貶出京。
隨著改革派核心人物紛紛離京，仁宗下詔，將“新政”的核心措施如“明黜陟”、“抑僥幸”等陸續(xù)廢除！僅保留了一些無關(guān)痛癢或爭議較小的條款（如興修水利、合并州縣減徭役等）。
歷時僅一年有余的“慶歷新政”，在守舊勢力的瘋狂反撲和仁宗皇帝的搖擺退縮下，宣告夭折。
新政雖敗，但其影響深遠：
慶歷新政是北宋第一次大規(guī)模的政治改革運動，它深刻揭示了王朝積弊，提出了系統(tǒng)的改革方案，為后來的王安石變法提供了重要的經(jīng)驗和借鑒。
范仲淹、歐陽修、韓琦、富弼等人“先憂后樂”、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、“敢言直諫”的精神風范，極大地提振了士大夫的擔當意識和氣節(jié)，影響了整整一代人（如后來的王安石、司馬光、蘇軾兄弟等）。歐陽修在滁州寫下的《醉翁亭記》，表面是山水之樂，深處卻是憂國憂民的無奈與豁達。
新政的失敗，也給仁宗帶來了深刻的教訓(xùn)。他后期雖無大的改革動作，但對直言進諫的包容度依然較高（如支持包拯），也注意選拔能吏（如文彥博、龐籍等）處理政務(wù)和邊患。
未能解決的根本矛盾（三冗問題、財政危機、土地兼并、邊防壓力）繼續(xù)積累，社會危機日益加深，最終在仁宗去世后不久，催生了更為激進卻也更具爭議的王安石變法。
范仲淹離開京城時，秋風蕭瑟。新政的藍圖已成廢紙，但他的目光依然堅定?！熬訌R堂之高則憂其民，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”，這是他畢生的信條。在西北的邊關(guān)，在地方的州郡，他和他的同道們，依然在為這個王朝的安寧和百姓的生計，默默耕耘。
就在新政流產(chǎn)的同時，西北的西夏問題也迎來了一個暫時的喘息。經(jīng)過幾年拉鋸戰(zhàn)（如好水川之戰(zhàn)宋軍再敗，定川寨之戰(zhàn)宋軍小勝），宋夏雙方都感到筋疲力竭。
慶歷四年（1044年）十月，在遼國（擔心西夏坐大）的調(diào)停下，宋夏達成和議：
第一，西夏對宋稱臣，元昊接受宋朝冊封為“夏國主”。
第二，宋朝每年“賜”西夏銀七萬二千兩，絹十五萬三千匹，茶三萬斤（史稱“歲賜”）。
第三，重開邊境榷場，恢復(fù)貿(mào)易。
這份“慶歷和議”，再次以金錢換取了暫時的和平。但西夏的威脅并未根除，西北的烽煙隨時可能重燃。
仁宗朝的前半段，在改革的激情與挫敗、邊患的驚雷與妥協(xié)中度過。仁宗皇帝的“仁厚”，既帶來了寬容的氛圍，也導(dǎo)致了改革的功敗垂成。帝國的航船，在表面的平穩(wěn)下，繼續(xù)駛向未知的暗礁。而仁宗的后宮，一場關(guān)于繼承人的風波，也正在悄然醞釀…… 欲知后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！